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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November 28, 2017

郭鹤年 - 南洋商报

为何旗下生意移往香港?
郭鹤年揭晓主因……

10383点看 2017年11月25日



郭鹤年1979年正式移居香港。

(香港25日讯)亚洲糖王兼大马首富郭鹤年透露,他当年(1970年代)把旗下生意移往香港,主要原因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税收过高。


“当时的马新政府正争着向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人征收更多的税收,两国政府以惩罚性税率将商家的利润夺走,我们赚一块钱,五毛都交了税。”

他在自传中提到,当时他的公司主要业务是以大批交易来运作,相当于15万吨糖,每一分一毫的调整都会影响利润或带来巨大的损失。

“如果我在长远与短期决策上失误,追加保证金将随时把我的公司弄垮,所以我必须为公司建立充足的现金储备。”

郭鹤年指出,由于新加坡的税率很高,他在建立现金储备方面遇到很大的阻碍,而比起马新两国,香港是可充分发挥、也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新加坡官员对商家施加极其苛刻的条件,商家必须证明离岸收入的合法性,其税务审计就像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般严厉。

对狮城情感没减退

“相比之下,香港的税务环境鼓励企业进驻,商家只需缴纳17%的公司税,这等于每一块钱的利润,可省下33仙的税务。”

他强调,自己对新加坡的情感丝毫没有减退,只是对在全球进行糖业贸易者来说,选择像香港一样的低税率地区来作为运营基地,是比较合理的做法。

“税收政策在鼓励企业发展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香港的政策非常简单,我甚至不需要聘请一批律师和会计师来避税。”

以华人身分为荣

郭鹤年表示,他从1974年起,每个月在香港度过7至10天,然后逐渐变成15天至21天,直到1979年正式移居香港。

“当时我以1000万港币创立嘉里控股有限公司(Kerry Holdings Ltd),搬迁到香港的高层管理被允许申请第一次配股。”

他也说,20年来在香港的集团业务,已成为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以外规模最大的一个。

他指出,嘉里控股有限公司专注于向印尼供应糖和大米,而他在香港的第一笔重大投资是在1977年11月,当时他在九龙购置一幅土地,并兴建九龙香格里拉大酒店;在40年后的今天,香格里拉已成为酒店业的品牌标志。

“我在中国看到很大的潜力,但不能不说这是在中国前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去世后的重大变化。

“我是华人,并以华人的身分为荣,当我听到人们把中国称为‘落后’,就越觉得我们必须向世界与其他地方展示中国的发展;我也将现代化的思维和管理方式,灌输给我的中国同胞。”


郭鹤年:刻苦耐劳建设东南亚
华人是最惊人经济蚂蚁


2798点看 2017年11月26日



大马首富兼亚洲糖王郭鹤年

(吉隆坡26日讯)大马首富兼亚洲糖王郭鹤年形容,华人是“地球上最惊人的经济蚂蚁”!

他指勤奋高效率并肯吃苦耐劳的海外华人,是对东南亚发展贡献良多的英雄。贫穷的华人迁移至东南亚,有者走入森林从事木材、割胶、采锡或开设小店铺,这些费力工作带来了新经济。

郭鹤年认为,移居华裔是天生的企业家,家在福建和广东省的他们有着很强的企业基因,他们带着饥饿和渴望迁移海外,也许当中有者只能赤着脚或穿背心长裤,但他们肯做任何工作,脚踏实地赚钱及寻求庇护。

“华人帮助建立东南亚,印裔也扮演重要角色,但华人是建立经济的主力。”

《南华早报》转载郭鹤年回忆录,他在里面提到,华裔企业家有效率并精打细算,当他们寻求外国资源,也懂得讨价还价,比任何人都更勤奋及愿意吃苦:“华人可说是地球上最惊人的经济蚂蚁”。

海外华裔没“仙女”帮忙

他指英国人虽然是良好行政者,但大部分者却舒服地坐在办公室内。

郭鹤年形容,海外华人并没有“仙女”帮忙,纵使面对不公待遇却仍能发奋图强,在同一环境中比其他族群赚更多利润。

他指大部分海外华人都有道德操守及推行公平竞争,华人身无分文时,愿意做任何事获取种子资本,再努力超越过去,成为具备道德声誉的商人。

郭鹤年提到自己曾目睹各国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政府,都乐意资助和补贴商家,让他们到海外竞争,然而这些援助只有在其梦中出现。


1924年郭鹤年母亲郑格如(右二)及与家人的生活照。

华裔“带眼识人”无关学历

郭鹤年说,与日本人相比,无论有无受过教育的华人都懂得“带眼识人”。

“日本人也很忠诚,但那是不严苛,武士道的忠诚,纵使他们的老大讨人厌,他们也会表示忠诚。”

在郭鹤年眼中,无论受过高等教育与否,每个华人都具有批判性,因为在每个华人村庄或社群,道德价值都已列入家教中。

他认为华人懂很多,纵使以前在中国只是住在小村庄,来到陌生的东南亚却能快速学会各新事物。

“看看香港成功企业家,如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或已故郭德胜,他们都是从经验中成才,当中没有一个人念过大学。”



郭鹤年(前左起)和已故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坐者右为郭鹤年太太何宝莲。后右起为幼儿郭孔华、女儿郭惠光及次子郭孔演(左)。

华人有道德成优势

在郭鹤年眼中,华人骨子里藏着强大的中华文化优势,即华人深谙道德价值,了解黑白对错。

“我记得我父亲也曾是苦力,扛米袋赚钱后往往满身汗臭,衣服从没好好洗过,也没能力用香皂洗澡,但他们是好人,懂道德价值观。

“当年3或4岁的我,偶尔会坐在其腿上,听他们讲旧时在中国生活的故事,回想这些,我会说他们都非常有文化。”

郭鹤年也提到,华人在东南亚常被苛待及被人瞧不起:“当你去到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或爪哇,当地人都会以贬低的方式叫你‘Chee-na’。”

华人擅经商管理

他说,华人有绝佳的经商管理,这在他70年的企业生涯中从未见过任何人可媲美。

他指华裔虽然不至于如欧美大亨般掌握巨大财富,却可在环境欠友善的东南亚闯出一片天。

“比起比尔盖兹或沃伦巴菲特,(华裔财富)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但美国人在全球最大经济体运作,受政治和经济稳定、强大司法制度和健全体制呵护。身处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则在相对不友善的环境生存,他们在缺乏国家、政治和金融援助下仍繁荣崛起。”

放任华人会毁国

郭鹤年说,海外华人企业家有助发展国家,但部分华人也可变成坏蛋并毁掉国家,因此必须落实严谨的监督机制,提供自由经商环境之余,也严惩违例者。

“诚实的华人可帮助国家,不老实的就会被淘汰。”

他指自己早年到印尼出席策略研究会议时,曾向时任总统苏哈多的团队建议善用华人企业家力量发展国家,但也警告指部分华人可变身“大坏蛋”,国家需拟定监督机制,避免华人骗子毁了国家。

他遗憾地说,大部分国家都没听取其警告,后来看见一些不择手段的华人毁了东南亚许多地方。

“正因领袖软弱无能,若领袖够强,恶魔自然退后。新加坡也曾出现华裔坏蛋,但都被(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剔除了,新加坡善用海外华人力量,看看他们今天有多大的成就!”


掌马新航空非优差
郭鹤年:像奴隶还得耍戏法

1231点看 2017年11月26日



早年马新航空公司的客机。

(吉隆坡26日讯)郭鹤年形容担任马新航空公司(MSA)首任主席,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像奴隶般没日没夜工作,还要像耍戏法般抛球接球。

他说,他接下这份工作是为了维持马新两国关系,但两国的委任董事在会议时却时时针锋相对,他被迫要做和事佬居中调停。

他忆述说:“新加坡时任副总理吴庆瑞博士问我,是否愿担任马新航空公司主席;我基于工作繁忙,而且也不熟悉航空业务而婉拒了。

“然而吴庆瑞却说:你该知道马新已没多少联系了,你不做,这个联系就没了。”

他说,一切就像好莱坞电影场景般,他踏出门口两步时转头问道:“你是告诉我,我接下这份工作,就能维持这个联系?”

他说,吴庆瑞答“是的”,他顿感自己别无选择。



新加坡时任副总理吴庆瑞博士

听母亲话维护马新关系

吴庆瑞要郭鹤年去见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及副首相阿都拉萨,向他们说明新加坡能接纳他。对于他要向自己的领导毛遂自荐,他表示需要时间考虑。

郭鹤年回家征询母亲的意见。她说:“如果能够协助维护马新关系,就做吧,但也只做一任。我们是马新共体相联的那一代人,都希望两国关系能够维持。”

民间虽然好商量

马新关系阻滞多

郭鹤年说,马新两国关系不是很平顺的,在他就读莱佛士学院时就察觉到,多数新加坡的学生都是时髦的城市人,酷爱探查你的家庭底细,那些拥有乡村家庭背景的马来人很可爱,并不在乎你的家底,他们到院校是为了读书和交朋友。

他说,那些来自柔佛的华裔学生都能与马来人很好相处,彼此都有商有量的,而马新两国的关系却存有阻滞。

“我跟拉萨都在莱佛士学院读书,事实上有约四分三的高级公务员也在该学院读过书。”

他去见东姑阿都拉曼。东姑阿都拉曼一见到他,就说“我认识你,你的弟弟菲立,就是我们的外交官。你要这份工作,就接下吧,我无所谓。”

于是他就担任马新航空首任主席。 他说,那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在15人的董事局里,新加坡政府与马来西亚政府各委任4名董事,8人均有否决权。

董事争吵10小时

“受委董事之间的争吵是极其糟糕的。因为一方提议要求通过议决,另一方一定反对。从上午9时30分开会,要闹到晚上7点30分才能结束。”

他说,他不断要居中调解,作双方的协调人,要提醒他们要以对方立场换位思考,就这样他折腾了近两年。

他说,新加坡政府很擅于精算,因此就决意要分拆及各自经营,而董事会议更是针锋相对,他只能扮演裁判的角色,他承认是新加坡能有效带动业绩,马来西亚过于主观而让情绪影响思绪,后来两国政府决定成立个别的航空公司。

他觉得两国联系仍能得到维持,就递交辞呈。

敦拉萨两度要求分股份
2347点看 2017年11月27日



马国际船务是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由郭鹤年创办。

(吉隆坡27日讯)大马首富兼亚洲糖王郭鹤年回忆,当他还是马国际船务(MISC)董事会主席时,大马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曾两度向他提出“为土著发行新股份”的要求,并表明这是郭鹤年“成功的代价”。


《南华早报》转载郭鹤年回忆录,他在里面提到,当时马国际船务创办不到一年,时任首相敦拉萨传召他,向他要求发行20%新股,并让马来人占有股权。

“我说:‘敦,您是否认真提出这要求?’他表示肯定,我惟有允诺会尽力办到。

“我回去后说服其他人,并要求董事局通过议案放弃现有股东权利(马国际船务还不是上市公司),而首相将所有新股分配给政府机构。”

在一两年后,郭鹤年再受到敦拉萨传召,后者指马国际船务表现太好,引人妒忌,令他在内阁会议受到许多压力。

他指敦拉萨再度要求发行20%股份,让大马4个城市港口各取5%,并向郭鹤年说这是他“成功的代价”。

“这意味着公司资本将从原有100%扩大至140%,大马政府将成为最大股东,郭兄弟则跌为第二,而我还要股票以平价发行。”

郭鹤年指他当时苦笑说:“敦,我一直和您合作,但现在情况是愈来愈不容易,马国际船务仅创立三四年,是一家成长中的公司;我答应您会回去再请求董事会接受您的请求,但能答应我这是最后一次吗?”

然而,敦拉萨当时只是报以微笑,但没有给予承诺。

种族主义兴起心灰意冷
脱售马国际船务离是非地

郭鹤年身为马国际船务创办人之一,当年因意识到种族主义兴起,对这些人来说他并不是受欢迎人物,在心灰意冷之下,只好选择脱售该公司全部股权。

他提到,敦拉萨在1976年初于伦敦逝世后,敦胡申翁成为首相,而种族主义仍日益加剧,当时政府要求让拿督沙菲安(Saffian)担任马国际船务董事。

“沙菲安是首相秘书处的主任,他在会议非常好斗,而且经常针对个人;他令我理解到政府内始终有人认为华裔掌管国营船运公司是一种耻辱,最后我决定及早退出这是非之地。”


郭鹤年:我对船业的兴趣部分出于爱国。

助大马发展船业
摆脱殖民政府束缚

今年94岁的郭鹤年回想创业初期时说,他在1967年听闻英国船业巨头蓝色烟囱集团(Blue Funnel Group)打算在大马设厂,便兴起了要争取船业执照的念头。

“我对船业的兴趣部分出于爱国,希望帮助大马发展自己的船业,以摆脱前英殖民政府的束缚,真正独立起来。”

他说,另一部分的兴趣是源于他在国际贸易上所得的经验:“那时的船业波动大,运费有时会上涨25至30%,由于糖贸易利润很小,很容易因运费调涨而亏钱,这令我有了自己投身其中(船业)的想法。”

郭鹤年坦言自己对船业毫无经验,更形容自己“连船头与船尾都分不清”,他深知要投入一个行业,必须对相关运营方式非常熟悉,否则将失败。

“经过努力说服,我得到时任香港万邦航运公司主席曹文锦应允合作,我们拜会了当时的首相、副首相、内政部长、财政部长与交通部长等,最后获大马政府同意这合伙关系。

“创立马国际船务时,我是董事会主席,负责业务管理指导;曹文锦则提供航运方面的专业知识,而我的亲友敦伊斯迈医生则成为第一任主席。”

他透露,马国际船务最初的资本为1000万令吉,郭氏兄弟掌有20%股份、曹文锦有15%,而马华与各华团掌握20至30%股份。

他指马华的股份是日本在二战后的战争赔款而来,日本在二战后向马华赔偿两艘船,并置放在大马国际船务底下。

“我们结合起来掌握超过5成股份,起初我们的董事会相当团结,令公司在1969年营业后不久就迅速崛起。”

“战利品分给将军士兵”
认同成吉思汗重视下属

郭鹤年认同成吉思汗重视下属的做法,因此在曹文锦同意下,马国际船务在1987年决定上市,期间向公司员工出售一些以平价发行的股份。

“我认为必须像成吉思汗一样,在征服城市后,把战利品分给他的将军和士兵;他并不自私,所以才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将军。”

郭鹤年指出,建议取出约15%股份,按面值出售股票给有功的董事、职员与船长,很多人从这举动中受益。

“当赚钱时,我总是相信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我很清楚一个人做不了什么,公司的成就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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